华迪威：卫太子施行巫蛊了吗？——我们如何分析史料和理解历史

 《秦汉研究》专辑 

卫太子施行巫蛊了吗？

——我们如何分析史料和理解历史[1]

华迪威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摘要：

卫太子据在巫蛊之祸中起兵而败亡，史家一向对其抱有同情，认为其是被江充陷害。辛德勇先生撰文认为卫太子据对汉武帝有施行巫蛊的事实，然其论颇有漏洞。本文重新检视《汉书》中的记载，重新考察江充之奸、石德之惧和太子之冤，指出江充本有罗织罪名和利用不正当手段以陷害他人的前科，其政治上的敏感性和能吏之风使其深受武帝宠幸，故其揣度上意，公报私仇，开启了巫蛊之祸的最高潮。少傅石德因害怕作为太子的老师而被牵连，故以扶苏事劝卫太子起兵，而卫太子在已经渐渐失宠和江充逼迫之急的情况下，不得不起兵以谋出路。本文在理清巫蛊之祸过程及实质的基础上，以学界在巫蛊之祸问题上的代表性研究为例，就分析史料和理解历史中需要注意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

关键词：

卫太子；巫蛊之祸 ；江充 ；分析史料；理解历史 

辛德勇先生在《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一文中认为卫太子据确实对武帝施行了巫蛊之术，且不仅汉武帝，直到汉宣帝时，朝廷也一致认为卫太子有对天子行巫蛊的罪过[2]。此论颇与学界通常观点相异[3]，然检视辛氏所列之证据，大多与《汉书》相抵牾，今重新分析《汉书·戾太子传》及《江充传》等史料中有关巫蛊案之细节，以期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并向辛德勇先生求教。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分析史料和理解历史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江充之奸再讨论

辛文认为，所谓江充之奸,不过充分利用了汉武帝因求长生而无法容忍他人对其施行巫蛊的心理,从而达到清除太子据的目的，而《汉书》的记载反映出江充本人在其中并没有对卫太子进行陷害。但查验原文，此论甚可疑。《汉书·戾太子传》明言：“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④]此段交代了巫蛊案发的政治背景，彼时汉武帝年事已高，卫子夫不再受宠，这里着重强调武帝末期卫后失宠，说明卫太子背后的主要支撑力量不再坚不可摧，其本人的政治势力被削弱，暗示卫太子在武帝心中的地位已经不再稳固。而江充与太子早有嫌隙，故趁此机会兴风作浪。此处将卫后宠衰与江充用事直接联系在一起，说明江充在此时得到汉武帝的重用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或许正是为了替武帝完成某项任务。那么江充有过怎样的经历，又具备怎样的能力来承担这样的任务呢？

江充早年受到赵王宠爱，但赵王太子认为江充将自己的隐私禀告了赵王，故与其交恶，“使吏逐捕齐，不得，收系其父兄，按验，皆弃市。”[⑤]此处之“按验”就是审判前的司法程序，意为查验是否符合事实，也就是验核其事，而治其罪。如《严延年传》云：“事下御史丞按验，有此数事，以结延年，坐怨望非谤政治不道弃市。”[⑥]事实清楚才能判处其罪，可知赵太子并非挟私报复，而是确有江充打小报告的证据，而江充之前“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赵太子丹。”[⑦]已经成为太子的内兄，却还要做出这样的行为，可见其行事颇为阳奉阴违，投机色彩浓厚。而辛文认为江充从没有过栽赃陷害的行为，符合“奉法不阿”的特征。这一判断恐与江充本人行迹并不契合。

在逃离赵国之后，江充“诣阙告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⑧]，违背伦理和交结豪强均为大罪，足以置人于死地，江充告发妹夫在前，被追捕之后又面见天子告发赵王室，可见江充为人颇为酷烈，之后武帝问江充“以当世政事，上说之。”[⑨]顿文聪指出：“《盐铁论》中贤良文学把江充与杨可、张汤、杜周等兴利用法之臣相提并论，可见他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盐铁论》将此四人视为“邪臣”，其特点是“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11]，贤良文学们对其行事作风多从儒家思想出发进行批评。从上可知江充颇具政治才能，也正符合汉武帝欣赏能吏的一贯作风。

赵王彭祖得知儿子被告发一事，上书言：“充逋逃小吏，苟为奸伪，激怒圣朝，欲取必于万乘以复私怨。”[12]表达了愿意率领赵国勇士攻打匈奴以赎罪的意愿，但也明确向武帝申诉所谓罪名其实是江充被追捕下的挟私报复，并不属实。此事后来的结果是“上不许，竟败赵太子。”张晏曰：“虽遇赦，终见废也。”[13]《景十三王传》云：“彭祖上书冤讼丹，愿从国中勇敢击匈奴，赎丹罪，上不许。久之，竟赦出。后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阳隆虑公主，求复立丹为太子，上不许。”[14]可知武帝先赦免了其罪，但还是废了赵太子之继承权，说明赵王室实际上不存在江充所反映的问题，不过赵国作为诸侯国有其他问题，如设法谋害中央政府派来的相，试图逃脱中央政权的紧密控制，《景十三王传》中云：“彭祖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15]其太子之所以被废还是根源于武帝本人希望逐步收回王国权力的意图，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让他不能再忍受独立度如此之高的王国继续脱离中央控制。

江充这一举报虽然未必属实，但确实颇合武帝心意。此后，江充之行政能力被武帝看在眼里，武帝评价其“奉法不阿，所言中意”[16]，这里的法并不指符合法律，而是与“所言中意”并行，指代符合武帝意愿而开展执法行动。之后江充愈加得到重用，整治盗贼、贵戚及其子弟，贵戚子弟“惶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上许之，令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千万。”[17]此举也为武帝实现敛财提供了便利，削弱了贵戚子弟之势，对其权力可能有威胁的一个群体就这样被牢牢控制，武帝又怎能不喜欢如此能够体会自己心意且执行力极强的能臣江充呢？

也正是在武帝这样的重用之下，江充愈发无所顾忌，先是没收了武帝姑姑馆陶公主的车骑，后又得罪了太子，“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18]此处是江充与卫太子交恶之始，江充不顾太子请求，上告武帝，虽不是太子本人犯错，但管教不严，还是受到了武帝惩处。而江充也因此得到武帝重用，名震京师，但他毕竟得罪了太子，他还是对武帝身后自己的处境有所担心。

《江充传》云：“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19]此时巫蛊案起，而江充利用此时向太子发难，正是希望在武帝在世之时抢先一步除掉卫太子以保全自己，此也为人情、事态之必然。武帝此时年老昏聩，怀疑四周的人都在对自己行巫蛊以进行诅咒，故“穷治其事”[20]，而江充正是在此时被任命为使者对行巫蛊者进行彻底的清查。而“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21]江充体会到武帝希望对自己身边人进行彻查的意图，于是先从后宫夫人们查起，后查卫皇后，“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22]最后试图将目标指向卫太子。

此处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23]一事，辛文认为“习中国古代专制君主行事手段者,应不难看出,这是令韩说等三人监督江充行事,以相钳制,防止其恣意妄为。”但仔细思考，三人并非如辛文所论是来监督江充不要恣意妄为的。在此之前江充已经查到了皇后那里，为何早不来监督，晚不来监督，偏偏轮到太子时要来监督呢？其实此处记载分明已经标明了三人的职责，那就是“助充”，《武帝纪》载：“秋七月，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24]盖是将四人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出互相钳制，这是武帝担心江充一人镇不住众人，所以特别派遣亲信来相助于江充，故三人实际上是来为江充“撑场子”，确保武帝意志影响下对巫蛊之案无差别“穷治其事”的进行，在此之后“充遂至太子宫掘蛊”，[25]正是在得到三人撑腰之后，江充才有胆量把矛头指向太子，三人毫无疑问是带着武帝的命令而来的。

《江充传》中对于江充如何穷治巫蛊事有非常详尽的细节描述，从中也可窥出不少玄机：“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汙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26]张晏注云：“胡者，言不与华同，故充任使之。”将胡巫与江充本人联系在一起，说明胡巫为江充手下，接受江充的领导和指令，很有可能其行为正是秉承江充之意。颜师古注云：“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说明胡巫确实是秉持江充之意而行事，且其治理是通过特殊手段进行诬陷，以完成武帝交代的“穷治”任务。此时民众之间互相诬陷，巫蛊案的影响不断扩大，很多冤假错案在此时产生，但因为武帝本人强力推行对巫蛊案的扩大化，故时人“莫敢讼其冤者”[27]，江充正是抓住这样的机会，在得到武帝派遣的三人的撑场之下，将矛头指向太子，并掘太子宫，“得桐木人”。此处颜师古引《三辅旧事》云充使胡巫作而埋之[28]，辛文认为《三辅旧事》纪事内容大多尚较为平实,但毕竟只是杂记琐事,其记述重大史事的可信性,远不能与《汉书》这样的“正史”相比，江充预埋桐人于太子宫中的说法也同样不足偏信。

但《江充传》上文已经明确指出江充在穷治巫蛊案中的手段是通过特殊方式进行诬陷，这是其一贯作风，其有能力，也有动机对太子进行诬陷，且班固在《江充传》后史赞中对此事也评价为“江充造蛊，太子杀；”[29]服虔注也说：“胡巫，作巫蛊之胡人也。”[30]明确将罪魁祸首指向江充及其麾下的胡巫，其在巫蛊事中扮演的推波助澜角色无可置疑，武帝对江充等人进行灭族之事也足证江充在巫蛊事中存在的诈伪，事已明矣。

不过，即便此处木人是由江充放入，也不能排除卫太子在其他处埋下木人的可能性，这一点并无直接依据，但江充入得太子宫便掘地得木人，在偌大的太子宫中如此迅速的找到卫太子行巫蛊的相关证据，不能不令人起疑。且在如此穷治巫蛊的环境下，如果太子真的有做相关悖逆之事，位高如他怎能在这么长时间都毫无对策，如此惊慌呢？可知其并没有想到真的会从自己宫中搜出证据，故毫无准备，或可侧面反映其并未施行巫蛊的事实。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卫皇后、卫青及卫太子行事作风一贯较为谨小慎微，也可知太子并非存有悖逆之心的人。

二、石德之惧与太子之冤

辛文认为，少傅石德在得知掘出桐木人之事后，“惧为师傅并诛”的表现反映出其心虚，而他给太子据指明了一条逃脱惩处的路径:也就是反咬一口,说是江充预埋人偶陷害太子据，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据也并没有向石德申明自己的无辜，故而卫太子确实施行了巫蛊，此为其文章的核心论点之一。

让我们先回溯在太子宫掘出桐木人之后的情形：

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徳,徳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宫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眀。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徳言。[31]

掘出桐木人时，武帝在甘泉宫避暑，只有皇后、太子在京城，太子在面对被掘出桐木人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找少傅石德请教对策，而石德第一反应是畏惧与太子被一同诛杀。其实这样的心态很容易理解，需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思考：随着武帝年龄渐长，其对周边人都很不信任，觉得自己身体不好都是因为身边有奸人对他施行巫蛊，所以他对巫蛊案进行极其严酷的惩治，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卫伉皆坐巫蛊事而被诛杀，且民众之间也互相诬陷，巫蛊的影响已经波及了全国上下，故此时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辛德勇先生认为少傅石德惧怕与太子一同被诛杀是其心虚的表现，其实巫蛊案起，丞相尚且不能保全，石德闻听太子宫被挖出木人，无论是否为太子所埋，他都脱不了干系，且他极有可能作为太子的老师而成为太子的替罪羊，这件事本身就对他本人带来了极大危险，之后劝说太子发兵其实也有为自己考量的因素在。而太子本人并未澄清自己，更是因为情势紧急，且看上去似乎证据确凿而难以翻案，《卫皇后传》云：“遭巫蛊事起，江充为奸，太子惧不能自明”[32]，盖是实情。

辛文认为卫太子如果真有冤屈，完全有机会面见武帝澄清事实。其实此时卫太子的母亲失去宠爱，卫太子的表兄卫伉也被杀死，其羽翼已经被武帝剪除不少，更兼武帝后期脾气古怪，对身边人皆失去信任，卫太子自然首当其冲，此时看到江充等四人来宫中搜查，自然认为是武帝针对其展开的政治行动，或是为了废黜自己而设计，如何能愿意面见武帝说明原委，万一这本来就是武帝授意的呢，岂非自投罗网？

石德所说：“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33]阎步克认为石德此语是暗示“秦二世胡亥自幼从赵高习法,而扶苏则因倾向濡生,为秦始皇谴去戍边,最终丧失了继立的权利,这与卫太子处境有可比之处。”[34]但石德此语的背景是江充已经在太子宫掘出了作为行巫蛊证据的桐木人，随时可能发难，恐怕石德不至于此时还能联想到卫太子的政治取向与这一事件的影响。扶苏因为奸臣逼迫而自杀，其实并非始皇本意，石德首先将始作俑者归于江充，因为并不确定这是武帝已死后奸臣弄事还是武帝本意如此，扶苏坐以待毙而秦二世而亡，故石德也借此史例劝说卫太子发兵。不论是武帝本人授意，还是江充在武帝死后弄奸，卫太子不甘束手就擒而选择起兵夺权，都是彼时形势下一个合理的选择。

江充栽赃卫太子是在“既知上意”的前提下，那么这个“上意”指的是什么呢？此时的武帝极度怀疑周围人对他施行了巫蛊事和类似诅咒行为，所以有相关人物卷入巫蛊案时，已无人敢诉说此类案件中存在的冤屈，这也对江充将攻击的目标直接指向卫太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让江充以一使者之身份便敢于悍然向太子发动攻势，其实江充行动背后的基础还是武帝本人，武帝不仅授予他穷治巫蛊事的权力，在此之前也已经对卫太子势力进行了削弱，且武帝长期不在宫中，与卫太子沟通并不通畅，还对赵倢伃所生之子表现出了超出寻常的宠爱。《赵倢伃传》云：“拳夫人进为倢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命其所生门为尧母门。”[35]，关于尧母门之命名，宋艳萍认为“尧母门”与“巫蛊之祸”密切关联,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西汉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并使中央集权的“嫡长子继承制”被打破,国本动摇,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格局[36]。但此处未免高估了命名为尧母门对后世的影响，即便当时这样的命名也没有对储君的确立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赵倢伃传》云：“后卫太子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多过失，宠姬王夫人男齐怀王、李夫人男昌邑王皆早薨，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稺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与久之。”[37]此处可以看出，在卫太子败后，钩弋子并未成为第一人选，是在燕王旦、广陵王胥多过失而齐怀王、昌邑王早亡的背景下，钩弋子才先显得如此出众，不能依据这一命名便高估其地位，不能由此判定汉武帝在巫蛊案之前更换储君的意图就已经很明显。且尽管储君候选人已经不多，但汉武帝依然担心主少国疑而犹豫是否要传位于钩弋子，可知钩弋子成为真正的储君实在是汉武帝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所谓早就有心立其为太子，恐怕是后人追溯的成分更多一些，也是昭帝继位之后塑造合法性的一种叙事方式。

尽管汉武帝并未立下决心更换储君，年老后对小儿子的宠爱有加也并非不能理解，但在此时，武帝身体不好，且卫子夫不再受宠，种种因素都让卫太子对自己的地位是否还稳固感到十分怀疑。若说从前卫太子并无明显竞争对手，但武帝有意无意传达出来的对小儿子的过分偏爱都让卫太子明白等钩弋子长大后肯定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威胁，其应该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但江充猝然将巫蛊的最大矛头直指自己，卫太子确实毫无准备。武帝与太子之间是缺乏交流的，石德言：“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38]，故在此时卫太子本人也确实无法确定武帝之健在与否，石德的劝告“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39]确实对此时的卫太子有极强说服力，“太子急，然德言”而起兵造反也就不难理解了。

随后，太子兵败，原因是“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肯附。”[40]似可读出班氏对卫太子之同情。刘蓉认为：“本来是太子持节宣称江充谋反，奉皇后命发兵，武帝并不在长安，那么长安中“言太子反”的宣传攻势，恐怕不能与丞相无干，可以推知此时刘屈氂已经下决心要置太子于死地了，故而声称太子谋反，制造舆论。”[41]此论有一定合理性。同时，从现场脱逃的御史章赣为了将自己的责任撇清，也肯定在甘泉宫对武帝进行了一番添油加醋的描述，其身上的伤痕更令武帝确信卫太子确实是要造反。此时“上甚怒，群下忧惧，不知所出。”颜师古注曰：“计无所出。”[42]毕竟这是太子，此为武帝家事，群臣不便提供什么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敢于上书的是壶关三老茂（颜师古注曰：荀悦《汉纪》云令狐茂，班史不载其姓，不知于何得也。按：荀悦去此时不远，此语当有所本。），其曰：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適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寃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鈇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寛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书奏,天子感悟。[43]

辛文认为此上书笔锋首先指向汉武帝本人,而不是直接出面整治太子据的江充,这更显示出江充并没有犯下诸如诬陷太子据这样严重的罪过。但我们仔细分析令狐茂之上书，可以看出其明显对卫太子怀有深刻之同情，令狐茂原文说得很清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寃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太子之举实实在在是被逼无奈下的选择，且江充原来就有进谗言害赵太子的劣迹，这实在是江充故态复萌而导致的祸患罢了。而上书开头从天地伦理、纲常出发去探讨作为君主的汉武帝的过失，这不过是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价值观的反映而已，其中隐藏的含义是：汉武帝作为君主，你不曾与皇后保持融洽的关系，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给了旁人以疏远离间亲密的机会，而你在事情发生变化之后也没有仔细反省和自查，将一切罪过推给太子，没有想过是自己造成了这一切。

此上书之措辞不可谓不严厉，但武帝竟然不以为忤，反而有所感悟，可见其所言确实道出了巫蛊之祸的本质。除此之外，武帝之所以重视令狐贸的上书，因为令狐贸的身份是三老，《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乡有三老……三老掌教化。”[44]其有很高民望，民间有上书多由其领衔，故此上书也代表了民心所向，武帝也必须予以重视。班氏将此上书全文收入，盖是认为其对巫蛊之祸的分析十分到位，足资借鉴，也可看出班氏对于卫太子事实上是怀有一种同情的。

随后武帝便没有对太子进行追杀，只是希望将其活捉，无论如何太子起兵是实，应当将其抓回长安进行按验，但可惜卫太子被人发现，自己心想无论如何也活不成了，便选择了自尽。在此之后，“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45]此处是对巫蛊案善后的描述，当是对发生的诸多巫蛊案件进行复核后，发现其中大多存在诬陷等诈伪之情况，武帝也明白了太子并没有抢班夺权之意，而对太子进行过陷害和攻击的人都在这之后被诛杀殆尽，武帝还建起思子宫、归来望思之台，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进行了充分的弥补。辛文认为“武帝这一切行为都不过是一种自我装点的门面事,用以遮掩其为父不父、为君不君而逼使太子据施行巫蛊并最终引发兵变的尴尬行径。”但其实以上的措施已经让天下人都看出了汉武帝的真心改悔，除了做这些，汉武帝还能做些什么呢？

但是也正是武帝晚年多疑的性格导致其对巫蛊案不遗余力进行扩大化和严酷化的处理，而赵婕妤及其子得到的异乎寻常的宠爱也与卫子夫及卫太子不再受宠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影响了朝中格局，不少人在两位可能的储君中倒向赵婕妤之子。这种形势的转变卫太子本人也看在眼里，不可能毫无准备和对策，故其在江充等人挖到木人后或许会首先将其认定为武帝对其进行废黜而采取的先行行动，在这种恐惧中想不出好的办法以“自明”，在石德为了自保而提出的发兵和面见武帝说明原委之间，他不想成为第二个扶苏，所以选择发兵，试图夺权。而武帝虽然可能有废黜卫太子的心思，但没想到会被江充利用，导致血腥的战争和民众之间的互相诬告，所以“后武帝知充有诈，夷充三族。”[46]这便是巫蛊之祸的实质。

三、余论

辛德勇先生关于卫太子施行巫蛊事的讨论引起了学界轩然大波，然检视其立论依据，大多存在与基本史料相抵牾的地方。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盖古人著书立说, 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 所受之背景, 非完全明了, 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 必神游冥想, 与立说之古人, 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之同情, 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47]此语道出了研究历史的真谛，那就是要与古人同思想、共命运，方能理解其做出某种判断和选择的根本原因，而这种方法对于我们研究巫蛊之祸的相关问题无疑会起到很大启发，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本质和发展脉络。

在史料的分析中，我们不能任意取舍，自己信则以之为实录，自己不信则以之为误记或曲笔，而是要回归到历史现场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考察。刘泽华先生指出：“史实虽然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它们毕竟曾经是一些客观存在物。史料却不然，它们是具有主观意识的人对那些客观存在物的反映与记录，因而，在史料画面上就很可能比原史实多出一层或弄或淡的主观色彩。”[48]此判断较为精当，如在班氏关于巫蛊之祸前因后果的书写中我们确实能看出其对卫太子抱有一番同情，这种同情的态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班氏所见到的大量相关历史记载，它们从不同层面指向了卫太子未曾施行巫蛊而蒙受冤屈的真相。

而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我们要充分考虑史料所处时代的思想背景，也就是史料背后的人情世故、生活常识、文化传统以及利害关系，避免以今度古。侯旭东指出：“‘以今度古’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不过，对于以研究‘过去’为对象的史学与考古学而言，则必须要将这些惯常的思维方式‘悬置’起来才能进入过去。”[49]此确为真知灼见，因为以今度古只有在古今之间思想、制度等因素较为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立，而由汉至今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巨大改变，已经不能用现在的思想去考察当时的史迹。当然，后见之明是历史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基本前提，不过我们可以由已知的结局出发，去追溯造成这种结局的细节及其背后的真正诱因，这样的思路可以为我们认识历史事件提供更丰富的角度。

个人简介：华迪威（1997-），男，江苏无锡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秦汉史。邮箱：@qq.com，联系电话：。

注释

[1] 本文为西北大学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孵化计划”项目“西汉吏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

编号19XNFH029。

[2] 辛德勇：《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以下引用此文以辛文代称，不再出注。

[3] 代表成果有田余庆：《论轮台诏》，收入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王子今：

《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韩树峰：《论巫蛊之狱的性质——以卫太子行巫蛊及汉武帝更换继嗣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9期；成祖明：《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武帝政策转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辛德勇：《海昏侯刘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顿文聪：《再论巫蛊之祸——以卫氏宠衰与昭帝承统为中心的考察》，《唐都学刊》2017年第5期。

[4]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42页。

[5]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5页。

[6] 《汉书》卷九〇《酷吏严延年传》，第3671页。

[7]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5页。

[8]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5页。

[9]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6页。

[10]  顿文聪：《再论巫蛊之祸——以卫氏宠衰与昭帝承统为中心的考察》，《唐都学刊》2017年第5期。

[11]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69页。

[12]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5-2176页。

[13]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6页。

[14] 《汉书》卷三五《赵王传》，第2421页。

[15] 《汉书》卷三五《赵王传》，第2420页。

[16]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7页。

[17]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7页。

[18]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8页。

[19]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8页。

[20]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2页。

[21]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9页。

[22]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2页。

[23]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2页。

[24]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8页。

[25]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2页。

[26]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8页。

[27]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9页。

[28] 《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9页。

[29] 《汉书》卷四五《蒯伍江息夫传》，第2189页。

[30]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4页。

[31]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2-2743页.

[32]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卫皇后传》，第3950页。

[33]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3页。

[34]  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35]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赵倢伃传》，第3956页。

[36]  宋艳萍：《论“尧母门”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的影响》，《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

[37]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赵倢伃传》，第3956页。

[38]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3页。

[39]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3页。

[40]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3-2744页.

[41]  刘蓉：《昌邑王兴废与昭宣政局》，未刊稿。

[42]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4页。

[43]《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4-2745页。

[44]《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2页。

[45]《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7页。

[46]《汉书》卷九〇《江充传》，第2179页。

[47]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48] 刘泽华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刘泽华全集·历史认识与方法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8页。

[49] 张琦、侯旭东：《汉景帝不吃老鼠吗？——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史学月刊》2019年第10期。